2011年，克隆德辞掉在美国的工作，告别深爱的男友，买了一张单程机票，飞回首尔。那时，首尔已经接纳了数以百计的返乡“候鸟”。当地一个名为“全球海外领养儿协会”的机构为这些回归者提供语言学习、翻译、组织社交活动等服务，帮他们落脚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机构成功说服政府向返乡的领养儿们签发特殊签证，允许他们无限期在韩国生活和工作。

  在首尔弘大区的一家餐馆，克隆德与《》记者玛吉·琼斯见面接受采访，在场的还有她的三个朋友，都是当年被美国人收养如今又回韩国生活的年轻人。

  根据粗略统计，仅弘大区如今就居住着大约300到500名回国定居的领养儿，其中多数人来自美国，还有一些来自法国、丹麦等国家。他们大多韩语不流利，对这一个国家也没有太多记忆。但他们还是回来了，冀望寻根问祖，找到亲生父母，探寻自己与韩国、与韩国文化之间的关联。

  在弘大区的那家餐馆，克隆德和朋友们点了石锅拌饭、海鲜豆腐汤和葱花饼，配上烧酒和啤酒，都是典型的韩式餐饮。这群人全是“韩国领养儿团结会”的成员，他们呼吁韩国政府和民众停止跨国收养，认为当局应逐渐增强立法，资助单亲母亲和贫困家庭，减少海外收养弃婴的数量。

  这个组织定期举办关于收养问题的研讨会，提出“坚决反对跨国收养”的口号。他们出售自己设计的T恤衫，上面画有一个哭泣的婴儿，臀部盖着“韩国制造”的图章。

  团结会成员、41岁的金·斯托克说：“我理解一些父母想要孩子的迫切心理，但我认为用钱从其他几个国家、其他种族收养一个孩子是不正常的方式；让孩子在一个远离血缘的陌生环境里长大，也是不正常的。”

  克隆德说，她之所以把自己幼时的收养编号纹在身上，就为了以此表达对跨国收养的不满。“我自己曾是一笔交易。和那些犯罪入狱的人一样，我过去只是一个编号。”

  她积极参与反对跨国收养的活动，因为“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我们自己（这类人）绝迹”。

  初回韩国那一段时间，克隆德和其他不少返乡“候鸟”一起，住在首尔一家只向海外领养儿开放的廉价旅店。店主人金道贤（音译）鼓励客人们学习韩语、了解首尔，更想让他们能多思考与跨国收养有关的政治问题。

  金道贤曾在瑞士当牧师，见过一名跨国领养儿因身份认同困惑而自杀。回到韩国后，他与另一名反对跨国收养的活动人士郑敬娥一起，努力推动当局修改收养法。

  三年里，他们与律师、官员、公益活动者碰面协商，游说政府反复修改收养法修正案中的文字。2012年8月，在他们的推动下，收养法修正案得以正式颁布，对跨国收养提出前所未有的限制条件。比如，妇女在同意他人收养自己孩子之前，必须先接受咨询并等待七天；所有收养行为必须经由法院登记，以便被收养人今后寻亲。

  修正案实施后，初期结果令支持者感到鼓舞。2013年，韩国被跨国领养儿童的数量下降到263人，而2007年到2012年间，这一个数字一直在每年1000人左右。

  42岁的郑敬娥说：“这部修正案吸纳了那些真正受影响者——领养儿和未婚妈妈的意见。此外，它还证明了韩国领养儿问题能受到重视并带来改变。”郑敬娥本人也是一位曾被美国家庭收养的“候鸟”。

  反跨国收养活动人士的努力还跨越了国界。2010年海地大地震后，郑敬娥等人发表相关声明，提醒海地当局加强对海外收养地震孤儿的监管，防止文件造假、父母健在的孩子被假冒成孤儿等情况出现。这一些状况曾在朝鲜战争后的韩国“收养潮”中出现过。

  近期，郑敬娥又协同来自越南、印度、埃塞俄比亚和柬埔寨的跨国领养儿，公开谴责美国国会去年通过的一项旨在简化跨国收养程序的议案。他们指出，这项议案忽视了被领养者的意见和需求，会弱化针对收养行为的审查保护，分散国际项目对儿童的援助资金。（张代蕾）（新华社特稿）

  随着韩国经济发展，韩国民众早已意识到，海外领养这一话题让韩国人脸上无光。韩国筹备1988年汉城奥运会期间，各国媒体聚焦韩国，有报道以“儿童待售：韩国生、美国买”为标题曝光韩国的海外领养问题，令当局颇感尴尬。

  作为回应，韩国政府开始慢慢地减少海外收养的人数定额，还宣布计划到1996年停止跨国领养。

  但在韩国，很少有家庭愿意领养孩子，他们对血缘极其重视，极不愿意容纳一个家庭之外的陌生孩子；混血儿和没父亲的孩子在韩国社会极不容易被接纳。这一些因素迫使政府重新考虑当初许下的“豪言”，也导致跨国领养法律的制订和修正工作进展缓慢。

  对跨国领养持赞成态度的人认为，政府修改收养法，给那些自愿把孩子送人收养的女性制造了更多障碍，可能会引起韩国国内弃婴数量不减反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