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前门源升号博物馆中，陈设着一瓶特别的红星二锅头。作为闻名遐迩的北京特产，红星二锅头可算是众所周知。

  不过，这瓶二锅头的容貌却不大一样。比寻常绿酒瓶大一号的棕色瓶子，叙述着它不为人知的身世——它是1949年9月专为迎候新中国诞生而产的献礼酒。

  口味寒冷的烧酒，也便是俗称的“烧刀子”，在北京早已有之。但其口味暴辣，“不啻无刃之斧斤”。烧刀子最早变成“二锅头”，就在现在源升号博物馆地点的粮食店胡同（今粮食店街）。那是1680年，源升号的赵氏三兄弟在酿酒时，发现烧酒“掐头去尾”最好喝，这便是二锅头白酒酿制工艺。

  所谓“锅”，是指蒸酒时用作冷却器的锡锅，又称天锅。蒸酒时，蒸馏所得的酒气经过盛有冷却水的锡锅，就会遇冷成为液态酒流出。锡锅内的冷却水要换三次，榜首锅冷却水冷凝出的酒液叫“酒头”，第三锅冷凝出的叫“酒尾”，只要第二锅冷凝出的酒，口味最浑厚，故而叫“二锅头”。

  改进后的烧酒一经推出，很快风行。拉洋车的、走街串巷的，劳累一天，到大酒缸围缸而坐，几杯烧酒下肚，最是驱寒解乏。具有二锅头技艺独家秘方的源升号，一度成了人气最旺的大酒缸。

  不过，1949年北平解放时，从前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大酒缸，大都已处于罢工关闭状况。这年4月，政府决议对酒实施专卖，建立华北酒业专卖公司试验厂，即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。这以后，公司收编了源升号、龙泉、同泉涌等12家京城老字号作坊。

  23岁的北京姑娘王秋芳，是最早参与建厂准备小组的人员之一。她是六人小组中仅有的女人，也是仅有一个与酒打过交道的专业方面技能人员。早在1946年，刚刚高中毕业的王秋芳，就因化学成果优异，进入北京卫生试验所，对饮用水、食物、调味料及酒类等进行质量检验。因而，准备组组长马少峰指使她担任建厂相关的技能作业。

  在王秋芳的回想中，六人小组的头等大事便是选定厂址，“领导关于新厂址有明确要求：榜首，不能建在城区，以削减污染；第二，也不能离城区太远，要便利作业。”其时没有轿车，六个人便一人骑一辆自行车，四处寻找厂址。

  一天，他们出了朝阳门，路过东岳庙，穿过一大片庄稼地，猛地发现了一片抛弃厂区。王秋芳看着厂区里半人高的荒草，没门没窗户的褴褛房子，顾虑重重，马少峰却一锤定音：“我们找的是地，你们看这当地，多大啊！”后来，他们才知道，这片厂区其实是日伪时期的屠宰场。

  建厂初期工人劳动的场景。其时的出产工具非常粗陋，只要木锨、簸箩、簸箕和扫帚。

  厂址定了，王秋芳忙着招募人员、建立研究室、改进酿制办法，忽然，一项使命突如其来——为新中国的建立出产献礼酒。此刻，试验厂尚在准备中，时刻紧、使命急，王秋芳和搭档们又振奋，又着急。幸亏，时任军管会主任特批了100万斤粮食，用美制“嘎斯”轿车运到厂里，作为特别援助的“建厂资金”。

  9月25日，间隔开国大典还有一周，献礼酒总算酿出来了。其时百业待兴，市场上没有专门装白酒的瓶子，再去出产也来不及。我们急中生智，最终从邻近的飞马啤酒厂（北京啤酒厂前身）调来一批装啤酒用的棕色瓶子，才算解了当务之急。

  为了表达对新中国建立的喜悦之情，这批国庆献礼酒被命名为“红星二锅头”。棕色瓶身上，赤色五星、蓝色飘带的logo分外显眼。红星代表中国革命，飘带代表公民欢欣鼓舞欢庆成功。

  建设中的试验厂接到了一项使命——为迎候新中国的诞生出产一批献礼酒，这便是“红星二锅头”。图为1950年代的白酒酿制车间。

  因出色完成了出产献礼酒的使命，试验厂被特批参与开国大典。10月1日，来自试验厂的30余人，就站在东侧的部队中。回想往事，晚年的王秋芳说：“这是一份难以忘怀的荣誉。”

  1960年代，华北酒业专卖公司试验厂改为北京酿酒总厂，对北京地区的县级酒厂进行技能运送，从此“二锅头”产品在北京遍地开花。

  现在，坐落建国路的红星老厂址早已楼房树立，仅保留了一座红星大厦。而在怀柔的主厂区，“北京二锅头酒传统酿制技艺”这项国家级非遗技艺，仍在一代代传承和立异。